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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安龙门口遗址出土两件青铜簠，器盖与器身内底部铸有相同铭文，根据铭文内容可将铜簠定名为"商丘叔"簠，其时代为春秋早期。有学者认为"商丘叔"簠系卫国铭器，笔者则认为其为春秋早期宋国器。通过对博爱西金城遗址的资源域分析，重建了龙山文化时期西金城聚落小区及其所在徐堡聚落区域的控制网络，以此将整个豫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分为至少3个聚落区域，每个区域的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分别控制着4～5个聚落小区，有3～4级决策聚落等级，并有扇形和梯形两种聚落控制模式。7年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对龟趺山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基址由台基、主体建筑和两侧登山路等组成。主体建筑面阔和进深各三间。有一幢石龟趺碑座。发现刻有契丹大字和汉字的石碑残片。据汉字碑文可知，碑上刻有耶律阿保机的历史功绩。该基址为"辽太祖纪功碑楼"。95年以来，对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进行了四次调查与发掘，基本明确了城址各个功能区的分布情况。宫殿区与衙署区位于城址的中心，其周围分布有街道区、土司墓葬区等。出土遗物有建筑材料和青花瓷等。老司城及其周边的建筑大多建于明代。老司城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土司制度、与少数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凉城县水泉2座辽代早期墓葬。两墓为圆角梯形竖穴土坑墓，有殉牲。随葬品主要是金银饰品、鎏金铜马具、铁器和大量腰带饰品等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遗物，其中M27所出一套完整的马具体现出突厥文化的风格。这2座墓葬对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等了重要。7～28年在淅川县马川墓地发现了近百座东周墓。墓葬保存基本完整，其中以118号墓的规模较大。该墓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多台阶竖穴土坑木椁墓，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内有一椁三棺，出有陶器、青铜、铜铃及料珠、玛瑙珠等遗物。该墓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墓主人为卿大夫级。6年8月至9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在偃师市阎楼村一座封土墓冢。墓冢上部原筑封土为圆形，径28米。墓葬为单室土洞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长方形土洞墓室三部分组成。出土器物残存陶器、瓷器、铜器、石器等28件。据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该墓时代应为东汉晚期到曹魏时期。山东昌邑陆续发现6件康熙帝赐江西巡抚张志栋御书刻石，集中反映了康熙帝书法成熟期的基本面貌，同时发现的张志栋《谢恩表》拓本，详细记载了相关御书的颁赐经过，可补文献之不足。洛阳西汉五灵博局纹铜镜铭文各句首字以"大""美""乐""好""急""□""忧""苢"领起，再接以语助词"哉"字构成句子的前半部分， 以"也"字收尾构成句子的后半部分，形成前半句"感叹"而后半句"叙述"的构句形式，六言八句，句式齐整，结构一致，前叹后叙，叹中含问，叙中寓答，独具特色。铭文所咏"八事"或非随意而为，亦或是铭文所流行的时代和地域的人们在道德观念、思想情感和审美观念上的某种表现和反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太祖御笔》74道，被认为是现存朱元璋法书作品大宗，一直受到书史及明史研究者关注。本文从笔法特征、御笔来源、书写背景三个方面，证明《明太祖御笔》并非明太祖朱元璋亲笔，而是文臣代笔。在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旧藏中，有一通陈奂致冯桂芬的信函。这封信是扬州的杨亮托陈奂向主持修纂《两淮盐法志》的冯氏说情，以便续聘杨亮等人的。结合现存几封杨亮写给陈奂的信件，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即杨亮、陈奂两人实际上并无深交，只不过是在之前不久才相识于南京的博山园内的。基于这样的交情，就能请托这样重要的事情，从而反映出当时底层文人学者的生活状态，实在是潦倒穷愁。而陈奂作为当时两江总督的座上客，他的这种请托，无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效用的。至少，在杨亮眼中，可能比其老师姚莹，一位在任员，更有效力。否则，他也不会在相识不久之后，就发出这样的请求。不过，即便如此，这封信发出之后，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但信中涉及的《两淮盐法志》一书，事实上因为太平的攻陷江南，并没有修成，在此后不久就陷入了停顿。因此，即便是陈奂的这次请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事实上杨亮的生活也依旧不会有多大的改善。大崮堆山石器场遗址是临汾盆地目前所见一处新石器时代石器场遗址，出土石制品以石片 多，其次为矛形坯，还有斧形坯、形坯、铲形坯、锄形坯、锛形坯、凿形坯、石核、石锤及厨坯等。该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陶寺时期的石器生产、资源利用以及各遗址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这座墓葬是洛阳地区近些年来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盗的有唐三彩器出土的墓葬，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洛阳地区所发掘出土唐三彩墓葬的实物，而且在墓葬的形制和埋葬习俗等方面也了非常难得的实物。北宋时期佛教信仰呈现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北宋宝寺塔形成了特有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风格集中体现在宝寺塔塔壁琉璃砖装饰花纹与花纹样式、琉璃砖造像题材及神兽琉璃砖的造像上，它既是佛塔装饰艺术贴近生活的体现，又是佛教信仰世俗化的反映。